配资公司门户网连通困境、情感异化与失去脆弱的权利：我们为何难以摆脱倦怠？

资本重组空间秩序，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融合为资本增殖准备了更大的挪腾空间。信息过载造成了行为认知上的失调以及精神上的压力，数字不平等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不平等。人类从商品拜物教迈入数字拜物教，自我剥削标志着更深的自我异化。经济形态、公共领域、文化认同和亲密关系在社会关系的重构中呈现出新的面貌。“附近的消失”“他者的消失”“爱欲之死”“冷亲密”反映出当代青年群体生活的滞涩。针对以上新变局，彭兰、张涛甫、闻效仪、薛俊强、梁军等国内人文社科的学者对数字资本主义如何影响了人类的认知、感受与工作进行阐释。“如何将倦怠放在社会结构中审视其发生，如何将制度优势与本土文化哲学资源相结合，激发个体的活力与希望，促进社会正义，是急需学界回应的问题，也是本文写作的缘由与志趣所在。

马克思指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够将劳动变为意志和认识的对象，即将自身的意识、审美、判断、目的赋予到劳动活动之中。“生活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1]倦怠反映出了个体处在非本真的生命状态、不符合人类的类本质的生存状况。我与自然、时间、工作、他人等多对关系发生错位，这促使我们去探寻资本主义新的剥削方式，以探寻数码时代生命的解蔽与澄明之路。本文以价值实体、价值尺度、价值规律为理论依据，分析资本是通过哪些方式生成人的倦怠感的，这些方式如何发挥效果，描摹个体呼唤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哪些因素影响了他们抵达“有关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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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倦怠社会：韩炳哲在首尔和柏林》剧照

一、连通困境与爱情危楼：研究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工业化、消费主义与文化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动力与表征。硬币的另一面是：工业化植入的掠夺、占有、开采、摆置逻辑直接且根本地作用于人的生存。海德格尔最为明显地指出这一点。21世纪第二个十年，劳动者的生命困境与情感困境逐渐成为人文社科研究的核心领域。政治经济学批判关注资本关系的形成过程，即生活资料如何成为资本并被资本家掌握，相对应的是劳动者从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2]当前异化研究的主要脉络仍是延续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的，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拉埃尔·耶吉(Rahel Jaeggi）指出，“对马克思（以及阿伦特）来说，自我异化和与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异化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异化的出发点总是包括主体与世界的多维度关系，这种区别是一个视角的问题，而不是属于现象本身的问题。[3]”当代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者有齐格蒙特·鲍曼、菲尔·琼斯和马克·费舍。

拉埃尔·耶吉在2002年的博士论文《自由与无差别——异化概念的重构》中提出“无（缺乏）关系之关系”的命题，它指的是关系以非本真的形式展开，比如职场中员工机械履行职责却毫无激情，婚姻有名无实等。异化关系呼吁我们去审视关系的异化的成因。耶吉的著作《异化》于2025年11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她关注的是社会结构本身的问题。师承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霍耐特的哈特穆特·罗萨为异化研究注入了社会学的分析。2018年，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提出了空间异化、物界异化、自身行动的异化、时间异化和自我异化的五种异化形式。人与世界的同步关系被打破。2019年，韩炳哲（Byung-Chul Han）指出社会从“规训社会”转变向“功绩社会”，普遍肯定导致现代人陷入被虚假认可的倦怠中。现代人面临着不可拒绝的积极和超负荷的工作负担（multi-tasking）。

厄休拉·M.富兰克林（Ursula M. Franklin）在2019年出版的《技术的真相》中区别了整体性技术和规范性技术，其中前者以在地真实、生长模式为核心；后者以图像建构、生产模式为核心。“技术改变了所有的时间和关系的世界中”[4]，人与环境发生关系的方式、社会关系、力量和责任都发生彻底的变化。技术逻辑对其他逻辑的压倒使我们生活在技术搭建的房子中（house built by technology）。2020年英国社会学家基思·特斯特（Keith Tester）在《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指出无产阶级的命运是现代性的具体呈现，它敞开了工作本身的矛盾、人生意义的来源和异化的冲突。2023年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ery C.Alexander）在《现代性之暗面》中关注了社会组织内部的官僚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冷酷。

在图像与符号的内部循环中，重要的是信息流通的速度而不是交往的深度。人类与虚拟世界的关系取代了人类与自然和真实的生活世界的联系。对劳动者而言，劳动是远离自然并与自身生命需求相悖的。劳动异化的研究也随之扩展到人机关系上去，机器和算法如何改变着生产力、生产关系？我们能否在技术世界中实现“栖息”的目的？科技的发展和多元的思潮没有导向更为轻快的生活。人类走向了异化的新阶段，在劳动领域体现为自我剥削、零工经济（离散劳动）和无酬劳动，在情感领域体现为情感服膺于资本。情感异化研究在近十年逐渐流行，他们关注消费社会和算法中介下新的情感形态和情感困境，集中在对狭义的亲密关系即爱情的研究。身体和情感被纳入理性主义、价值最大化、市场竞争，幻想的破灭使日常生活节奏崩溃。

情感的异化是工业化和个体化进程之下的必然结果，21世纪以来，恋爱难、结婚难作为青年群体最核心的困境，持续吸引着公众的关注。目前对情感异化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以伊娃·易洛思、劳伦·贝兰特、牛窪惠、达娜·卡普兰为代表的理论家关注情感的商品化。核心家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选择什么样的伴侣就成为组建亲密关系时的核心。爱情作为理想人生的寄托，而这种理想是由资本保障的，因而爱情被资本化了，也面临着自我解离的困境。以南希·K.拜厄姆、米歇尔·德鲁因、伊利亚金·奇斯列夫为代表的理论家关注网络、媒体和算法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如自我披露的不一致对关系的影响、线上交友对爱人的忠诚度的考验。

劳动异化和情感异化交错影响着青年的价值实现与情感满足，个体化进程与社会的媒介化加深也是倦怠成为普遍性情绪问题的背景。对倦怠的慨叹传达了群体对“我应该到哪里去”“我要度过怎样的一生”等切身问题的思考。“我们也不必一提到乌托邦，就因为其幻想性质而加以贬低。[5]在童年的消逝和自然的去自然化改造中，我们深刻理解了童真的可贵、自然的广袤与何谓有意义的一生。倦怠并不是人生的主流情绪，也并非无法被克服。数字资本主义如何影响青年的情绪与情感？个体对倦怠的感受的不同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资本技术构成（生产资料的占比）决定资本价值构成（生产资源的产出），人工智能时代深刻影响了经济形态、社会关系与文化认同。为了更具体深刻地理解当代人的倦怠感与年龄、地域、人生轨迹、心态抱负的关系，本文对10个来自不同地域、从事不同工作的个体进行深度采访，对他们的倦怠程度以及来源进行分析，以归纳出倦怠的结构性成因与影响因素，以下是被采访对象的编码信息。

表1：受访对象编码信息

二、自我实现与现实的矛盾：影响倦怠的原因分析

网络和社交媒体以及全球化的社会流动使个体见证到了更多绮丽壮阔的生活，树立了更远大的人生目标，制定了更严密的未来规划，也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产生了更大的焦虑。那么社交网络应该为自我危机负责吗？南希K.拜厄姆（Nancy K. Baym）指出，并非数字媒体使我们进入一个肤浅的、潜伏着伤害与攻击的虚拟世界，是危机是转机取决于人的选择以及是什么影响了人的选择，而不在于互联网：“关键在于，谁在进行、为了什么、在什么样的语境下传播，以及他们对此有何期待。”[6]受访者表示：“生活在很短的时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之前，大家吃饱穿暖就好了，也没有网络，不知道别人的生活，结婚也都是附近的人。网络让我们见识到太多人松弛而富足的生活，但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实现这种生活。”（M4）

除了政治经济环境之外，地域和家庭经济状况、教育氛围也影响着倦怠程度。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结构主义视野中提出资本理论，个体在社会中所占据的资本量体现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其中经济资本是决定性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精神倦怠和肉体倦怠两种类型，以便于分析家庭背景不同的个体的倦怠有何不同。从原籍贯地来看，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域的个体会在就业前感受到较强的焦虑感与倦怠感；受访者表示：“我在外面能一眼辨认到哪个孩子是河南人。我去上海玩的时候，看到家长耐心地给孩子讲英语，平和地交流，很羡慕她们的成长环境。我武大毕业后在家考公，我奶奶已经在算我花了多少钱了。之前会觉得没上岸是过不去的坎，现在已经可以和这样的人生和解了。”（F1）

家庭经济较差的个体缺乏支持性资源（supportive resources），承受着更大、更深的倦怠感。但并不意味着经济情况理想的个体不会遭受倦怠的困扰。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的孩子自身对未来有较高的期待。受访者表示：“我同班的留学生特别有钱，有几百万的车，有留学花了几百万的，你说他们怎么来这么多钱？二十七岁了，功业未立，今年过年就不回家了。”（M3）缺乏家庭经济支持的个体处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中，需要担心生活费和学费以及毕业后的着落，受访者表示；“我在本科毕业后到上海工作了一年，攒下了一点钱。后来在家备考，上岸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升学前的暑假，我在郑州的升学辅导机构工作，攒一点学费。”（F4）家庭经济状况良好的个体在金钱和行动选择上有所保障，感受到的是暂时无法实现高目标的阻滞感。

根据未来规划的不同个体的倦怠感有较大的区别，当规划无法落地或作废时，个体的焦虑感尤为突出。受访者表示：“硕士之前的人生都是按部就班的。高考、读研都是自然而然地推进的，有固定的晋升通道，但文科没有关系发不了核心期刊，没有期刊很难读博士。我愿意为了改变而全力以赴。但你知道承认有些课题努力无效对普通孩子有多可怕吗，在你最需要结果的时候偏偏没有结果，你不知道前方的路。”（F2）当人生目标较小时，个体的焦虑感就不会那么突出。受访者表示：“我并没有感到年纪越大焦虑感越强。我妈的控制欲特别强，我毕业后在县城当老师，租了一个小屋，但我终于能有自己可支配的钱，掌控自己的生活了。”（F3）

在家庭状况相近的情况下，个体因不同的性格感知到的焦虑程度也有较大的不同。受访者表示：“我就是大家在网上羡慕的江浙沪独生女，家在南通，在上海的同一所211读本科硕士，喜欢日漫，会写点网络小说。我的倦怠不是物质方面的，是精神方面的，主要来自我的性格。我注重当下，不喜欢提前感受焦虑。我延毕了一年，完成了毕业论文，反正毕业也找不到好工作。我想出国留学或者在家考公他们都是支持的，但我不喜欢被家里人养着，过一成不变的一生。”（F5）青年人在依赖父母和自我成长之间探索着边界，并渴望摆脱父母的“荫蔽”而通过自己的能力获得新的发展天地。另一位受访者则表示：“我知道内耗是没有用的，但还是会经常内耗，内耗的方面也很多，学业、工作、恋爱都让我无比焦虑。周围的评价体系就是这样的，别人不在乎你是如何拥有的，而在乎这个结果。我也无法不在乎金钱、地位这些。年纪也大了，本科毕业后没有谈过恋爱。想谈恋爱但是找不到合适的，是缘分还没到吗？”（F6）

不同代际的人由于成长经历和竞争强度的不同感受到的倦怠程度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代际的人无法互相理解。两种代际的人在持续学习、提高职业能力与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着共同的需求，因而也共享着焦虑。受访者表示：“我河北农村出来的，现在在北京有房有工作，我们那一代人有很多靠自己改变了命运的。但我女儿高中读着嫌弃累就不读了，现在在家躺着，吃饭也懒得出门。环境变好了，怎么有些年轻人反而没有梦想和动力了呢。”（M2）为了解答这一困惑，将引入另一位受访者的见闻：“有一次我和两个本科同学在北京相聚，我们三个都在西安上的本科。我们聊到以后想定居的城市。我和另一个朋友说还回西安吧，考虑到房价、饮食和风土人情。直到另一个朋友问我们，你们两个在北京读研，难道不感觉北京很好嘛，我们才发现我们喜欢的都是北京，只是考虑到房价就把它排除了，讨论起来要是有两千万会干什么。”（M1）在Z世代成长历程中物质逐渐丰盈但“并不足够”。他们想用物质来解决的是发展需求与捍卫自尊感与选择权的问题，即渴望同时实现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的满足。

三、有气乃有人：倦怠的社会根源与精神文化危机

通信和媒体在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中发挥主要动力，影响着个体对价值的认知和未来的规划。现代人所遭遇的深重且多重的自我危机是不能由消费来解决的，也并不能从虚假的幸福中获得解脱，网络连接同样如是。有以下两个问题浮现出来。首先是自我危机由什么引发？其次是个体在消费和连接的自由中并未通向真正的自由，那真正的自由在何处、又如何实现？

全球化过程中产生了南北半球发展不平衡、大型的资本集团与贫富不平等，一些超出国家民族边界的问题也随之产生，如全球生态危机与新的暴力集团。不可预估的风险宣告着当今时代的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对应的是，数字资本主义加深劳动者的异化程度的操作的确定性。时间性质的改变与空间的资本化改造并未直接地被劳动者所意识到。在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狂流中，物质生产方面的变化日益瞩目，对精神的根本性变化的探讨则稍有迟滞。如今，人们已普遍认识到了生活秩序的全方位移易。劳动空间、劳动岗位从固定的变为流动的，在地的、顶天立地的生产者成为离地的、在信息中穿行的数字人。倦怠的议题从流动中凸显出来：“劳动者之间缺乏人际互动和相互认知，地理上日益分散，从事一份不断流动且‘孤独’的工作。”[7]

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广泛的社会分层使中国的社会环境与代际价值观也发生深刻转型。具体而言，籍贯地、家庭经济情况、家庭成员的开明程度、个体憧憬的人生样板、人生规划、性格等因素影响着个人遭遇的倦怠类型与程度。

荀子在《荀子·王制》中写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是天地中最为宝贵的力量，所谓三才者天地人，人有一气贯通体内乃生，有知觉，讲义气。陶弘景在《答谢中书书》中写道：“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此中有气流、雾气、云气与自然的生气。当天地之气在人身体中流通，身体便是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的生活依赖于广阔的无机自然界，同时人类又在实践过程中把自然界改造为人的精神食粮。人通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去追求美与善，而他本身的生活对他来说是认识对象，而不是另一种抽象的、扭曲的生活。[8]人的异化劳动则体现为将人从自然界异化出去和将人本身从生活活动异化出去。在数字资本主义对时空和劳动者的改造下，时间不再是人类类本质实现的依凭。人的身体被再生产为纯粹劳作的身体，而后成为消费者的身体。资本增殖与人的类本质的实现的矛盾使倦怠成为21世纪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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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能时代：重提价值来源与价值尺度

随着全球化和人际流动，商品交换越来越突破地方的限制，发展到现阶段，会产生是资本技术而非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魅影。在这种幻象下，个体的所占有的最珍贵的东西——时间被更加轻易地交付向资本的商品化的流通中，沉思精神的个体萎缩为市场个体（market individual）。了解智能化对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改造，才能从根源上洞悉青年群体的倦怠。不同的媒介域产生不同的人与物的关系。2023年以来，以ChatGPT和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技术生态的最新产物，并广泛地引发公众对如下问题的思考：劳动者的工作是否会被机器人逐步取代？人类是否有优先于机器存在的应然性？机器人和人类的伦理关系与从属关系是什么？需要持续追问的是：新科技的系统应用的目的是资本积累还是人类的解放呢？

人工智能如何改变这个世界、如何应对机器带来的挑战等话题未经证实就在知识领域成为广为流传的真问题，似乎机器真的与智能结合，对生产领域和公共领域造成了巨大的革新。但是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家庭都有着相当大程度的差异。总体来看，人工智能对世界的影响在知识界远远大于现实层面。智能媒体的发展已经改变着我们生活的环境及我们如何生活。重新审视人工智能之于时代和知识领域的位置，一方面源于人类生活在相当大程度上仍受限于维系生存的苦恼，这种苦恼在工业社会和后信息时代所造成的苦恼无根本性差别；一方面是厘清技术操作的目的与手段之差，这是斯蒂格勒对科学技术文码化的超工业时代的反思提醒我们的。当人类的自生性尚不足以应对自我更新的软件，无序的熵增超出了主体能够应对的数量级，成为无需应对但切实改变周遭环境的混沌之流。

工业化程度与劳动力价值的提高存在着天然的矛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即非现实化，劳动产品是劳动的对象化。[9]工业化改变人的构成来增加效能：“恰恰由于人比自然能量更原始地受到了促逼，也就是被逼入订置中，因而人才从未成为一个纯粹的持存物。”[10]上帝退场之后，主体似乎在生产方式的革新和消费主义浪潮中获得了身心解放，然而为何随之而来被深刻体验到的则是无力和恐慌，是不确定时代与风险社会呢？根源则在于劳动剥削程度的暗中提高，在于技术运作手段与目的的悖论。

无论是生存需要还是情感满足的需要，从根本上来讲都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资本家采用简单劳动力的雇佣来获取休闲。在不以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活动中，劳动者无法获得认知能力（智性）和情性能力的提升。社会的媒介化、平台化、智能化改造了劳动者的身体与劳动的性质，通过多线任务和网络监管提高了剥削程度。劳动者内部生命的分裂以及劳动者与自然的分裂更深了。“打工人”“牛马”“爱你老己”反映出群体对倦怠的普遍觉知，并用戏谑的言语去消解存在困境中“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以言语反抗结构化的约束。

这种话语由于其温和幽默的特性让人关注到生存的痛苦，并筑起一定讨论的空间。这也是幽默策略智慧所在：“最为和善的漫画不会就我们对身份的关注进行嘲笑，而是进行调侃。这些事实如果以平常的、责备的语言传达给我们，我们就会因为惧怕危险和伤害而拒绝接受。”[11]

五、结语

后工业社会的个体处在更深的离基深渊与精神危机中，“这种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生活事实（a fact of life）。对特定人群而言，他们在日常的时刻体验着危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生活事实。[12]在普遍的向下流动（downward mobility）成为主体所处的生活环境时，被褫夺和从未拥有的悲伤笼罩着周遭人的生存。生活意味着不断失去和间歇性体验怅然若失。在文化性化过程（cultural sexualization）与宣扬“我YYDS”“我拿得起放得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中，占有物品、拥有幸福、表现积极、看得开放得下走得快标志着个人的品质、能力与成就。公共领域忽视了对人之脆弱性的尊重与倦怠心理复杂性的剖析。倦怠问题为何那么重要，先秦时期的孔子已经给出了答案：“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13]没有一气贯穿，个体的理想无法实现，近则无法侍奉双亲，远则难以解决非正义的问题。

忍受成为生命的第一准则，即忍受早已知晓的理想生活与不可能到达美好生活的落差。在无神圣感、去自然化的现代生活中，主体从感性生命朝向机械生命进化，在自我剥削中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在单向依恋中遭受着胆战心惊的恐惧。生活的非自然化改变了时空的质量与行动的逻辑。在研究21世纪的异化时，应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劳动者的存在状况的成因。人工智能时代是我们的处境，而不是问题的成因，解决的方案仍在于对欲望的校准和对良知的发挥中。伊利亚金·奇斯列夫（Elyakim Kislev）在《关系5.0》一书中指出：爱和关系比我们认为的更现实、更理性，在日益世俗化的世界中应放大的是人类的良知。[14]阳明心学与之发生巧妙的相遇：“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没有对遮蔽状态的打破，就没有解放；不保留人类为爱哭泣的脆弱，也就没有真正的坚强；没有对善念和责任的固守，就无法真正成人；个体无法成人，倦怠问题就无法真正得到解决。

引用文献：

[1] [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研究出版社，2021年，第73页。

[2] [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530页。

[3] [德]拉埃尔·耶吉：《异化》，田毅松，凤秀林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5-6.

[4] [加拿大]厄休拉·M.富兰克林：《技术的真相》，田奥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70页。

[5] 胡大平：《城市与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2页。

[6] [美]南希·K.拜厄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董晨宇、唐悦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78页。

[7] 闻效仪：《巨能资本与离散劳动：数字化时代的劳动关系变革》，《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5期。

[8] [德]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研究出版社2021年版，第71-73页。

[9]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北京：研究出版社，2021年，第65页。

[10] [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3页。

[11] 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2009年，第171页。